正如上述數位所示，托科亞是一道難關。辛克上校的任務是對這些人員進行基本訓練，磨練他們，教他們基本的步兵戰術，培養他們進入跳傘訓練班，在此基礎上組建一個團，帶領他們前去作戰。赫斯特少尉回憶說，“我們從中挑人，挑選精幹的，淘汰膽小的。”

二等兵埃德．蒂波談到他在E連的第一天時說，“我擡頭看了看附近的科拉希山，跟身邊的一位說，「我敢打賭，這裏的訓練結束時，他們肯定要我們爬上那個山頂。」（山倒是不大，但與閱兵場的相對高度有1,000英尺，是這一帶的制高點。）我剛說過幾分鐘，就有人吹哨子。我們站好隊，就被命令換上靴子和運動短褲，換好後，又站隊，然後就叫我們跑上離我們約3英里的山頂再跑回來。“第一天就有幾個人掉隊。這一個星期，他們每天都得跑，至少是整隊跑一個來回。”
蒂 波說，第二周的周末，“我們得到命令：「休息，今天不跑了。」午飯時，我們給帶到飯堂，美美地吃了頓義大利通心粉。剛走出飯堂就聽到哨子響，站隊後得知 「命令變了，今天跑。」我們只好跑起來，救護車在後面跟著。上下山的路上，都有人嘔吐。實在受不了的就聽了衛生員的勸，上了救護車；結果，他們當天就給運 了出去。”

據說，“科拉希”是印第安語，意思是“自己幹，沒人幫忙”。這正好與這些傘兵即將進行的作戰方式相吻合，於是便成了第506團的作戰口號。

官兵們每星期得上下山跑三四個來回。這樣做，爲的是能在50分鐘內跑完6英里多的全程。此外，每天得完成艱難的障礙科目，得反復練習俯臥撐、引體向上、屈膝下蹲等各種健身動作。

不演習時，他們就進行士兵基礎訓練。從站隊走路開始，進而是全副裝備夜行軍。第一次夜行軍就走了11英里，以後逐次增加一兩英里。夜行軍途中，不准休息，不准抽煙，不准喝水。二等兵伯頓．（帕特）克裏斯坦森回憶說，“我們很慘，累壞了，覺得要是一口水不喝，肯定會倒下的。”行軍結束時，索貝爾總要檢查各人的水壺，看看滿不滿。

那些熬過來的人都是因爲鐵了心，想要大家承認他們與衆不同。和世界上所有精銳部隊一樣，101空降師有自己獨特的徽章和符號。一旦通過了跳傘訓練，他們就能獲得銀翼徽章，可以別在軍裝的左口袋上，左肩和軍帽上都能佩戴一個特殊的標誌，有權穿傘兵靴並將褲腿紮進靴子內。戈登1990年時說，“這在現在看來沒有多大意思，但在當時，爲了取得空降師這些裝備，我們可是都願搭上性命啊。”

只有在聽課時他們才能喘喘氣。 上的課包括：武器、地圖和指北針判讀、步兵戰術、代碼、信號、野戰電話、無線電器材、交換機和有線通信、爆破。而進行徒手格鬥和拼刺刀時，就又得要靠肌肉 了。

步槍發到手後，他們被要求像對待妻子那樣愛護武器。要形影不離，在戰場上即使睡覺時也要抱在懷裏。他們非常熟悉手中的武器，都能做到蒙上雙眼熟練 進行拆裝。

爲了使他們適應跳傘訓練，托科阿訓練營地設置了一個35英尺高的類比跳傘塔。降落傘背帶與上方的15英尺長的降落傘吊帶相連，吊帶頂端有一滑輪，可沿鋼索下滑。受訓者縛好背帶，從塔上跳下，沿鋼索下滑落地，大體可以獲得跳傘和降落的真實感受。

在所有這些活動過程中，都毫無例外地伴有齊唱、齊聲呼喊或吼叫，語言粗俗，不堪入耳。這些19、20歲 左右的士兵，脫離了家庭和文化方面的束縛，從美國的四面八方投進了清一色男人的世界，說出的話也都是一個味兒。最常用的字是“操”，什麽話都要帶個 “操”，簡直是“操”字不離口。來自哈佛大學英語專業的戴維．凱尼恩．韋伯斯特承認，開始時對這種“粗俗、單調、毫無想像力的語言總感到難以適應”。但正 是這種語言使這些正步入成人的小夥子覺得特別帶勁兒，覺得更像是和自己人說話。甚至連韋伯斯特也漸漸覺得順耳了，只不過他自己從來不喜歡用。

訓練營裏，大家除了學著說粗話，學習步槍射擊，還逐漸懂得了身體的忍耐極限要比原先設想的大得多。此外，還學著無條件服從命令。如有違反，輕者當場受罰，通常是做20個 俯臥撐；重者或被取消周末外出的權利，或被罰在閱兵場上全副武裝連續行進數小時。戈登說，軍隊裏當時流行一種說法：“我們無法強迫你做什麽，可我們能夠讓 你覺得你該這樣做。”由於大家都有苦難的背景，在訓練營裏又一起喊號子，一起唱歌，一起生活，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就漸漸成了一個大家庭。
連隊學會了行動整齊劃一。E連組建幾天後，四面轉法、齊步走、跑步走、倒地做俯臥撐，全連140人就做到了整齊得像一個人，“是，長官”、“不，長官”的應答做到了全連一個聲音。

以上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東西，每個部隊都能做到。此外，還學著喝酒，喝的都是啤酒；由於營地大都不在市鎮上，就到軍人服務社去喝。一面牛飲，一面唱著士兵歌 曲。每每喝到後來，就有人嘴裏罵罵咧咧，罵人家的娘，罵人家的愛人，罵人家的家鄉，罵什麽的都有。接著就會打起來，打得鼻青臉腫。最後，吼著戰鬥號子，互 相攙著架著，跌跌絆絆地返回營房，和好如初。

這些共同的經歷使他們親密無間，這種關係是任何外人所無法感受到的。戰友情比朋友情更親，比兄弟情更密，又和戀人關係有所不同。他們相互絕對信任，彼此了如 指掌。每個人的身世，參軍前是幹什麽的，在何地以及爲什麽報名參軍，有什麽飲食愛好，有什麽能力和本領，相互都能一口報出來。夜間行軍，從咳嗽聲就聽得出 是誰；夜間行動，從側影就說得出是誰。
他們同在美國陸軍空降兵506團2營E連，甚至在同一個排，同一個班。空降兵513團的庫爾特•加貝爾談自己當兵體驗的話同樣適合E連 的弟兄。他說，“我們三個人，傑克、喬、我，成了不可分開的實體。在我們嚴密的組織機構內，有許多這樣的實體。三個人或四個人一組，通常都同在一個班或一 個小組裏，構成了小部隊這個大家庭裏一個個核心成分，作爲實體，很容易識別。這樣的實體一旦形成，絕對不分開，也絕對不重組。三個這樣的實體構成一個班， 打起仗來效果極好。同一實體內的三四個人同生死、共命運、一起挨餓、一起受凍、一起赴死。班裏的任務總是按實體下達，責駡也是三四個人一起受，從不分開。 這樣組成的步兵班、機槍小組、偵察小組、開路小組簡直是絕了。”

哲學家J．格倫．格雷在其經典著作《戰神》中說得十分準確：“和平時期爲實現某一普通的具體的目標而建立的組織內是不會具有戰時組織內的那種戰友深情的；在戰時，戰友情可以強烈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只有到了每個人根本不顧自己的安危，毫不猶豫地去爲他人而死時，才算是真正的戰友。”

這種在訓練中形成、在戰鬥中強化了的戰友情是終身不忘的。49年後，當時來自俄勒岡州的在托科亞受訓的二等兵唐．馬拉其在寫到1942年夏天的情景時說，“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經歷的開始，我成了E連的一分子。這一天我終身也不會忘記。我得感謝阿道夫．希特勒，是他給了我機會，使我與一生中認識的最最出色、最最鼓舞人心的一組人結了緣。”本書作者在採訪E連成員的過程中，每個人都表示了這樣的感受。